摘自余秋雨《何謂文化》里講述的兩個故事和感悟：真正有了文化，就不會再“扮演文化”
真正有了文化，就不會再“扮演文化”。這個道理，一聽就明白。
這真像，真正的功夫高手不會一邊走路一邊表演拳腳。因此，我們或許可以憑著是否扮演，來猜測真假和深淺。
我想起了兩件小事。
很多年前，我還在任職的時候，曾經組織過上海人文學科著名教授的一次聚會，《英漢大辭典》主編、復旦大學外文系的陸谷孫教授也應邀前來。很多教授看到他 來了就紛紛圍上去，其中好幾個對他說話時都夾著英語。但他，從頭至尾沒說一個英語詞。因為在他看來，那次聚會，從內容到人員，都沒有講英語的理由。而他， 更沒有理由要表演英語。
還有一次，東北某地聘請我和當時還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擔任文化顧問。聘請儀式上的發言者也許考慮到我們兩人都寫散文，便 美詞滔滔。汪曾祺先生顯然有點受不住了，便邊聽邊輕聲地把那些話“翻譯”成平常口語，像一個語文老師在當場改錯。他的年齡，使他有資格這么做。發言者說： “今天麗日高照，惠風和暢”，汪先生立即說：“請改成今天天氣不錯”；發言者說：“在場莘莘學子，一代俊彥”，汪先生立即說：“請改成在場學生們也挺好”。
這就構成了一種幽默效果，現場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。發言人不僅沒有生氣，而且以自嘲的口氣感謝汪先生，說：“您老人家已經在做文化顧問了。”
一聽就知道，汪曾祺先生和那位發言者，誰更有文化。那位可愛的發言者唯一的毛病，是在“扮演散文”。
因此，我一再告誡學生，擁有文化的第一證明，是不再扮演文化。
按照這個標準，我們可以省察四周了。
一個真正擁有文化的人，不會扮演“當代名士”。他不會寫著半通不通的民國文言，踱著不疾不徐的遺老方步，數著百年文壇的散落殘屑，翻著筆跡草率的誰家信箋，又矜持地抖一下寬袖。
他也不會扮演“歷史脊梁”。不會用嫉妒來冒充正義，用誹謗來展示勇敢，用瘋話來顯露風骨，順便再從電視劇中學一點憂郁的眼神，慈祥的笑容。
他也不會扮演“文壇要人”。總是遲到，總是早退，總在抱怨，“部長又打來電話，近期有五個論壇……”，邊嘆氣邊搖頭，像是實在受盡了折磨。
我曾從一個文藝刊物上抄錄過這樣一段論文：“Writing is a system of signs，一點不錯，巴爾特消解了索緒爾的符號理論，認為作品是單數，文本是復數，但那文本也是一種元語言（metelanguage），福柯則認為不 必復現創造主體的榮耀，寧肯歸于薄暮時分的荒涼……”
很多朋友認為，這種論文太艱深，沒有考慮到廣大讀者。我則要以內行的身份判定，作者完全不懂自己所寫的任何一個概念，只是在“扮演艱深”，恰恰是想吸引廣大讀者。
……
種種扮演，本該很累卻居然不累，原因是同道很多，互相觀摩。由于勢頭不小，觸目皆是，這倒也樹立了一個“反向路標”：避開它們，才有可能找到真文化。
當然，文化中也有正常的扮演，那就是在舞臺上。擅長于舞臺藝術的人最容易識破生活中的扮演，一看便笑，輕輕拍著對方的肩，說一句：“咳，別演了，劇本太老，又在臺下。”
從事文化，從誠實開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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